携手绘就互联网美好未来******

　　作者：王禹欣

　　江南水乡展旖旎，屋衍风铃声悦耳。11月9至11日，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即将在浙江乌镇举行。人们相聚诗画长廊，共同为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互联网献智献策。

11月6日，乌镇西栅景区景色迷人。光明网记者 潘迪摄/光明图片

　　非凡八年，成就斐然。作为全球互联网行业交流互鉴的年度盛会，世界互联网大会持续扩宽互联网新技术应用场景，有力推动我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不断创造全球网络空间合作的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共赢新亮点，彰显着新时期我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

　　世界互联网大会锚定了信息技术创新发展的最新方向。八年来，世界互联网大会积极探索前沿技术、重点孵育未来产业，见证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蝶变。从移动支付、大数据、智慧医疗，到5G/6G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展示着当前世界最顶尖的互联网技术创新成果，为全球网络信息领域发展树立“风向标”；“互联网之光”博览会，邀请全球知名企业开设主题展览展示、举办新产品发布会、人才相亲会，充分集聚人才、助力产业发展；“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广泛征集数字经济领域项目，激发科技创新的蓬勃力量。目前，世界互联网大赛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行业加强协同创新、促进行业发展的推进器，成为引领互联网产业发展方向的未来之光。

　　世界互联网大会搭建了网络领域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互联网领域的长远发展事关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必须以共商共进、共治共享为原则。八年来，世界互联网大会着力搭建互联网高端对话合作平台，邀请来自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政府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互联网领军企业代表、学界精英参会，围绕当前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核心议题共商全球互联网发展大计。今年7月，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参与主体间的深度交流与务实合作，有效助力全球互联网产业平衡发展、优势互补。

11月6日，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乌镇厅正在彩排。光明网记者 潘迪摄/光明图片

　　世界互联网大会为实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擘画蓝图。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八年来，世界互联网大会始终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秉持“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的核心理念，着力将网络空间建设成为全人类的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近年来，历届全球互联网大会发布《互联网发展蓝皮书》《网络主权：理论与实践》《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等概念文件、行动倡议，对国际复杂环境下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改革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不断铸牢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构建网络空间国际新秩序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八年来，世界互联网大会不断凝聚各方智慧共识，“乌镇之约”已成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数字经济交流合作的鲜明标识。当前正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逆全球化思潮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交织叠加下，全球网络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唯有顺势而为、因势而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方能推动全球互联网产业发展行稳致远。

　　乌篷点篙，轻舟飞渡。相信在未来，世界互联网大会将继续深化各方合作、扩大战略共识，以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情怀担当，铸牢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建国际网络空间新秩序，共同推动全球网络空间更加和平开放、发展繁荣，携手绘就人类文明更美好的明天！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08日 09版）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